创客的演变史

中国历史上有三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，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，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一个是清末民国时期。大概都是在盛极而衰之后的分裂、动乱下，催生了文化繁荣与大创造大创新。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，魏晋的清玄之风与民国的开放之流。没有大动乱，就不会有大变革。社会的动乱、文化的繁荣在大调整之后再次迎来政治大一统与经济繁荣。

春秋战国的文化争鸣，争的是恢复周礼，要的是上位成为权力的一部分。无论是儒、法、墨、阴阳、兵、纵横等都是如此。他们立志成为统治阶级的左右，为王权服务。孔子组团打游击战搞推销，墨子率众搞反击战行侠仗义，孙武则是同门相残玩兵法；魏晋则是相反，他们争相远离庙堂，大搞清谈，放荡不羁，甚至对权力嗤之以鼻。从竹林七贤到弹唱无弦琴的陶渊明无不如此，甚至王公贵族都是一副放浪形骸的样子。到了民国，则是追求“德先生与赛先生”，接受西洋的思想、文学、医学、科学，反对封建迷信，打到旧的礼教。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蔡元培、鲁迅等等一大波人争先恐后开始了救国救亡运动。奠定了旧民主主义的思想、科学基础。

所以，我们可以想象，从帝王、国君、诸侯、大夫到名士、平民，最终历经三个阶段完成了知识经济者的奠基工作，也使得知识阶层得以依靠自己的智力、才能去追逐梦想。诸子作为圣贤，前有古人后无来者（前有尧舜禹）。孟子说，出乎其类、拔乎其萃的是圣人。他们在行动上有显赫创业史，道德上几乎无瑕疵。在此之后，圣贤不再有。东汉末年，王权在宦官、外戚与军阀的折腾下，使得礼制再次崩盘。各路人等纷纷登场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废掉皇帝、杀死大臣甚至族人成为现象，道德沦丧，所以圣贤不再。但，英雄辈出。曹操、刘备、孙权到后来的司马懿、王氏、谢氏家族等，他们不再以功德论大小，而是以人物论英雄。英雄可以不择手段，不用道貌岸然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到了民国时期，亡国灭种的灾难，他们分起救国。思想大开放、兼容并蓄。家国情怀放到一边，拯救天下才是己任。这些人是大家。革命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建筑家……大家之大，在于维度的高度、宽度、深度，跟长度无关。

到了现在，大众创新与万众创业时代，创客们所面临的“任务”是“改变世界”，实现从草根到权贵的惊人一跃。在实现美丽新世界的征途中，他们面临的是方方面面不改不行不变就死的现状。从出行难、看病难、上学难、就业难、办事难，到买不好、玩不好、吃不好、睡不好、呼吸不好，可以说从衣食住行娱购的每一个领域都是如此。所以，他们要“改变世界”。在每天接触到的这些创业者里，他们对于社会的弊病深恶痛绝，对自己认为的“痛点”斩钉截铁，对于对手的不屑一顾与资本的爱恨交加。他们在别人编制的梦境和自己意淫的梦境里挣扎。而很多人的野心配不上德性，才能跟不上野心。

所以，当“两创”来临时，我们感到对于这个社会的积弊近乎无能为力，除了发动民众的运动式群体活动，别无他法。而创客们在一些领域攻城掠地的同时，也遭遇到既有势力的软硬绞杀。当这些年轻创客们怀揣梦想去改变世界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前路的风险与孤独。他们的每一个改变世界的行为都是一种反社会的举动，他们的每一次定义事务的概念都是一种反思想的冒险。

比如说杜撰，风口、痛点、独角兽、互联网+，甚至是梦想本身都是危险的。创客群体所要做的是冲破重重阻碍，实现资本市场的“一跃”，然后兜售所谓的成功学、奋斗史，实现人生价值。但是，几乎绝大多数创客们自己的生理需求都没有解决，他们又如何去帮助用户满足需求。从生理需求到自我实现，中间还有好多层阶，成功没有捷径，创业不是，至少对大多数创客而言如此。

此前写过一篇《创业跟农民起义几乎是一样一样的》，最后攫取胜利果实的还是地主阶级。小成功的，有大佬巨贾来收你；大成功的，有黯黑势力来收你。总之，逃不过如来的五指山。喝着有毒的鸡汤，输着有毒的鸡血，要反社会，反思想，没那么简单。所以，成功者万分之一。因为他们要的跟他们做的不一样。没有创新精神的创客，没有创业牺牲的创客，没有创造能力的创客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。没有门第、没有资源、没有团队的草根创业者，连被收的价值都没有。因为，屌丝用户没有价值，屌丝创客去做服务的项目就更加没有价值。

相比前三个阶段。圣贤不再有，英雄不复在，大家已是无。剩下的多是群众演员，跑跑龙套。但制片人、导演、监制需要他们。一部好剧不在于有好的主创，男一号女一号，在于有好的群众演员。他们高谈阔论、不知疲倦、自我激励、本色出演，给这个时代做了生动注解。就像太平天国士兵一样，喊着“刀枪不入”就冲向了阵地。